弦歌不绝 薪火相传 走进无锡国专纪念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5-05-30
无锡国专纪念馆外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920年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延续民族文脉、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教导学生居仁由义。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该校被迫内迁，历经艰难而弦歌不辍。请随我们走进无锡国专纪念馆，了解它不平凡的故事，与大师相遇，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相知。
1
艰辛创办 细心呵护
随着央视纪录片《风雨国学魂：寻找无锡国专》的热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这座在无锡近代史上尘封已久的宝藏被重新唤醒。关于它的记忆，点点滴滴回流，都凝聚在修筑于当年旧址旁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中。
学前街上，一座四柱三间式的牌坊上，镌刻着“无锡国专纪念馆”几个大字，牌坊系参照原来无锡文庙棂星门复建而成。迎面的影壁上刻着无锡国专的十条学规：躬行、孝悌、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它仿佛于瞬间将人拉入了百年前的时空。
戟门如今就是纪念馆的正厅，约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成四个空间，展示着创始人唐文治的生平、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历程、独树一帜的办学特色以及杰出的师生代表。
用“敦品励学、廉节气骨”来概括无锡国专创始人唐文治（1865年—1954年）的人品应不为过。从时间上看，他的一生横跨清朝、民国、新中国。从空间上看，他走过很多地方，从江南到华北，从国内到国外，作为外交人员，两度出访。这些经历他并不视为夸耀的资本，而是奠定了他投身教育的基石。
唐文治主持过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倍感延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1920年，唐文治在前后递交过七次辞呈后，终于10月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校长职务，返回无锡定居。这年年底，他受邀出任新成立的无锡国专校长。这看起来颇像是放下了引领时代发展的新利器，去重拾保守过时的旧思想。然而唐文治却认为，国学是开物成务的基础，可以包容西学和洋务；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底，工科实学也只是无根之物。他相信，国学西学可以兼容并蓄，但在西学盛行、国学式微的时代风潮下，他更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默默守护传统文化的根基。无锡，经济发达、物资丰裕，文脉悠久、民风淳朴，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治学之地。
可是办好一所私立高等学校并不容易。无锡国专的第一个十年里，学校一方面在摸索自己的办学之路，师资常年维持在三五人，追求“在精而不在多”；招生严格、竞争激烈，每年新招生规模仅几十人。另一方面，学校还需要为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备案而不断调整自身，仅校名就几经变更，直到1928年9月以“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被批准立案（1930年再度易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正式成为官方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文科研究所）成立；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从时间上看，两者均晚于无锡国专。与之相比，无锡国专没有国立大学的优势，但靠着本地绅商的慷慨捐助，靠着国专师生的共同努力，一直维持着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
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无锡国专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师生队伍明显扩大，并在太湖畔购买了五十亩土地，准备建设新的校舍。然而，战争的来临，打断了学校的正常发展进程。
2
艰苦同尝 坚持办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无锡成为战区。校长唐文治意识到“此次战事非‘九一八’可比，无锡恐亦不免”。10月初，随着日机轰炸无锡，唐文治紧急宣布迁校，先从市区迁到郊区，继而不得不“迁移长沙，以策安全”，无锡国专也加入到当时全国各大高校内迁的洪流之中。
漫长的迁徙之路上，国专师生们走走停停、有失有补。最悲怆的时候，唐文治在湖南株洲的隆冬旷野中，率领仅随的师生数人席地而坐，朗诵着“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这是《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中的诗句，是征夫苦于行役的怨言，征夫哀叹自己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何要在茫茫旷野中日夜不停地奔波。征夫的奔波是被动的，正如内迁的师生也是为战争所迫才走向内地。古稀之年已经目盲的老校长念到声泪俱下，在场诸人无不动容。
1938年2月，唐文治和国专师生抵达桂林，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筹备后就地复校，自此有了“桂校”之称。唐文治好不容易挨到这一年的毕业生考试结束，实在不堪劳累和水土不服，决定回沪治疗，将学校的行政事宜委托给了当时的教务主任冯振，由其代行校长职务。
后来战事吃紧，桂林恐失，冯振又带着全校师生迁往自己的老家——广西北流山围村。1939年春节后，因为开学注册人数超出预期，山围校舍难以容纳，他又奔波联络，将学校迁到了原国专教授陈柱的家乡、山围村以西约20里的萝村，还借用了陈氏宗祠等多处房屋作为校舍。
也是在这一年，仍在上海治病的唐文治又应无锡国专在沪校友及内迁后失学的学生强烈呼吁，在租界借他校教室为临时校址招生复课，开始了无锡国专历史上“沪校”与“桂校”并立的时期。
无论是在广西还是上海，师生们凭着“人生惟有廉节重，世界须凭气骨撑”的信念，坚持教学，坚持传承中华文化。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这样的传承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
在广西，国专师生在困苦中艰难前行。教授们收入微薄，妻儿衣衫破旧，住宿条件逼仄狭隘。冯振将自家竹棚隔出两间作教室，雨天屋顶漏水泥地湿滑，他便穿着木屐站在水洼中讲课。一次讲解《说文解字》，突然狂风掀翻屋顶茅草，他索性指着漫天飞舞的草茎高吟“风吹草低见牛羊”，学生破涕为笑，他抹去脸上雨水继续板书。其妻陈慧英产后体虚，用嫁妆首饰换米，在灶火旁为学生烘烤被雨水浸湿的课本。
在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迫使大中专院校面临新的关停并转危机。此时，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国专教务长的王蘧常因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本部，毅然辞去所兼各大学教职，贫病交迫，生计艰难。南京一所著名大学特来函聘请其为文学院院长，被他严词拒绝，并写下《节妇吟》以明志气。还有人推荐他当上海市教育局长，他淡然道：“我是一介书生，只会教书，不会当官！”堂堂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宁可给人当家庭教师、为人代笔写字谋生，也绝不为敌人施舍的五斗米折腰。
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国专复员的事宜也提上了日程。1946年夏，国专桂校克服资金、交通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全数复员无锡。而在一年前的冬天，唐文治便请王蘧常回到无锡，收回校舍、修葺房屋、招收新生，于春节后正式开学。
曾任国专教授、校务主任的钱基博，曾就国专复员撰文道：“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诵；艰苦同尝，而无一人出怨言；此其坚贞蒙难，咸有一德，仁之至，义之尽，岂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脉于西南，而实以续如缕不绝之国命！”
3
励学敦品 作育人材
回望无锡国专办学的三十年，即便后来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这颗“国学天空的耀眼流星”终是以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使命，为中国的国学教育、传统文化研究培育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各地的文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各自学术领域的专家。
如文学史家钱仲联先生，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在诗词研究领域卓有建树，1981年被聘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哲学史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王蘧常先生，毕业于无锡国专，并曾担任该校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在书法领域，以章草而闻名于世，影响及于日本；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曾任教于无锡国专，讲授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目录学等课程，担任过该校校务主任，其《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最初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1932年12月集资排印；当代杰出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先生，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纪念馆中，还陈列着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无锡国专的学生证、成绩单和《怀念母校》一文手稿，其中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简单的一句话，浓缩了无锡国专与学子们深厚绵长的情感联结，也像是传统文化本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是融入在我们骨血里的基因，一句诗、一幅画、一声唱就会触发无尽的灵魂激荡！
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无锡国专的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能从它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中找到一些答案。
无锡国专讲究“励学必先敦品，学与行要合一”。这是对“人品即文品”观念的遵循，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时，无锡国专加强对学生“气节”的培养。学校小会议室里挂上了明代忠臣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食堂里挂上了“膳堂铭”，其词曰：“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还配上了王阳明、顾炎武、陆世仪、高攀龙四先生的画像，希望学生们能在先贤精神的照耀下，学以致用、报效国家。
无锡国专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精读原著与经典，这使得国专走出的学生都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说到“读书”，国专尤其推崇吟诵，推广带有唐文治本人鲜明风格印记的“唐调吟诵”，这也是体现他“性情教育”思想的重要方式。会读，自然更要会写。国专注重写作实践，作文竞赛是校内传统，每年都诞生了可观的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讲师、教授、教务主任甚至校长会逐级批阅点评，优异者可收入《国专月刊》出版。
走出面积不大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令人感慨万千。无锡国专在传统文化饱受质疑的时刻、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坚持国学教育、传承中华文脉，大概出于这样一种信念——“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惟在精神而已”。纪念馆外，阳光正好，花木繁茂。脚下是百年前寄托着无锡百姓习礼受教愿望的学宫土地，眼前还有今天无锡人推崇备至的学府杏坛，文脉从未在此中断，气骨经磨砺愈加强干。（吴昊 喻迎昉）
无锡国专纪念馆外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920年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延续民族文脉、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教导学生居仁由义。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该校被迫内迁，历经艰难而弦歌不辍。请随我们走进无锡国专纪念馆，了解它不平凡的故事，与大师相遇，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相知。
1
艰辛创办 细心呵护
随着央视纪录片《风雨国学魂：寻找无锡国专》的热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这座在无锡近代史上尘封已久的宝藏被重新唤醒。关于它的记忆，点点滴滴回流，都凝聚在修筑于当年旧址旁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中。
学前街上，一座四柱三间式的牌坊上，镌刻着“无锡国专纪念馆”几个大字，牌坊系参照原来无锡文庙棂星门复建而成。迎面的影壁上刻着无锡国专的十条学规：躬行、孝悌、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它仿佛于瞬间将人拉入了百年前的时空。
戟门如今就是纪念馆的正厅，约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成四个空间，展示着创始人唐文治的生平、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历程、独树一帜的办学特色以及杰出的师生代表。
用“敦品励学、廉节气骨”来概括无锡国专创始人唐文治（1865年—1954年）的人品应不为过。从时间上看，他的一生横跨清朝、民国、新中国。从空间上看，他走过很多地方，从江南到华北，从国内到国外，作为外交人员，两度出访。这些经历他并不视为夸耀的资本，而是奠定了他投身教育的基石。
唐文治主持过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倍感延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1920年，唐文治在前后递交过七次辞呈后，终于10月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校长职务，返回无锡定居。这年年底，他受邀出任新成立的无锡国专校长。这看起来颇像是放下了引领时代发展的新利器，去重拾保守过时的旧思想。然而唐文治却认为，国学是开物成务的基础，可以包容西学和洋务；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底，工科实学也只是无根之物。他相信，国学西学可以兼容并蓄，但在西学盛行、国学式微的时代风潮下，他更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默默守护传统文化的根基。无锡，经济发达、物资丰裕，文脉悠久、民风淳朴，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治学之地。
可是办好一所私立高等学校并不容易。无锡国专的第一个十年里，学校一方面在摸索自己的办学之路，师资常年维持在三五人，追求“在精而不在多”；招生严格、竞争激烈，每年新招生规模仅几十人。另一方面，学校还需要为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备案而不断调整自身，仅校名就几经变更，直到1928年9月以“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被批准立案（1930年再度易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正式成为官方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文科研究所）成立；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从时间上看，两者均晚于无锡国专。与之相比，无锡国专没有国立大学的优势，但靠着本地绅商的慷慨捐助，靠着国专师生的共同努力，一直维持着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
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无锡国专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师生队伍明显扩大，并在太湖畔购买了五十亩土地，准备建设新的校舍。然而，战争的来临，打断了学校的正常发展进程。
2
艰苦同尝 坚持办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无锡成为战区。校长唐文治意识到“此次战事非‘九一八’可比，无锡恐亦不免”。10月初，随着日机轰炸无锡，唐文治紧急宣布迁校，先从市区迁到郊区，继而不得不“迁移长沙，以策安全”，无锡国专也加入到当时全国各大高校内迁的洪流之中。
漫长的迁徙之路上，国专师生们走走停停、有失有补。最悲怆的时候，唐文治在湖南株洲的隆冬旷野中，率领仅随的师生数人席地而坐，朗诵着“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这是《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中的诗句，是征夫苦于行役的怨言，征夫哀叹自己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何要在茫茫旷野中日夜不停地奔波。征夫的奔波是被动的，正如内迁的师生也是为战争所迫才走向内地。古稀之年已经目盲的老校长念到声泪俱下，在场诸人无不动容。
1938年2月，唐文治和国专师生抵达桂林，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筹备后就地复校，自此有了“桂校”之称。唐文治好不容易挨到这一年的毕业生考试结束，实在不堪劳累和水土不服，决定回沪治疗，将学校的行政事宜委托给了当时的教务主任冯振，由其代行校长职务。
后来战事吃紧，桂林恐失，冯振又带着全校师生迁往自己的老家——广西北流山围村。1939年春节后，因为开学注册人数超出预期，山围校舍难以容纳，他又奔波联络，将学校迁到了原国专教授陈柱的家乡、山围村以西约20里的萝村，还借用了陈氏宗祠等多处房屋作为校舍。
也是在这一年，仍在上海治病的唐文治又应无锡国专在沪校友及内迁后失学的学生强烈呼吁，在租界借他校教室为临时校址招生复课，开始了无锡国专历史上“沪校”与“桂校”并立的时期。
无论是在广西还是上海，师生们凭着“人生惟有廉节重，世界须凭气骨撑”的信念，坚持教学，坚持传承中华文化。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这样的传承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
在广西，国专师生在困苦中艰难前行。教授们收入微薄，妻儿衣衫破旧，住宿条件逼仄狭隘。冯振将自家竹棚隔出两间作教室，雨天屋顶漏水泥地湿滑，他便穿着木屐站在水洼中讲课。一次讲解《说文解字》，突然狂风掀翻屋顶茅草，他索性指着漫天飞舞的草茎高吟“风吹草低见牛羊”，学生破涕为笑，他抹去脸上雨水继续板书。其妻陈慧英产后体虚，用嫁妆首饰换米，在灶火旁为学生烘烤被雨水浸湿的课本。
在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迫使大中专院校面临新的关停并转危机。此时，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国专教务长的王蘧常因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本部，毅然辞去所兼各大学教职，贫病交迫，生计艰难。南京一所著名大学特来函聘请其为文学院院长，被他严词拒绝，并写下《节妇吟》以明志气。还有人推荐他当上海市教育局长，他淡然道：“我是一介书生，只会教书，不会当官！”堂堂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宁可给人当家庭教师、为人代笔写字谋生，也绝不为敌人施舍的五斗米折腰。
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国专复员的事宜也提上了日程。1946年夏，国专桂校克服资金、交通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全数复员无锡。而在一年前的冬天，唐文治便请王蘧常回到无锡，收回校舍、修葺房屋、招收新生，于春节后正式开学。
曾任国专教授、校务主任的钱基博，曾就国专复员撰文道：“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诵；艰苦同尝，而无一人出怨言；此其坚贞蒙难，咸有一德，仁之至，义之尽，岂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脉于西南，而实以续如缕不绝之国命！”
3
励学敦品 作育人材
回望无锡国专办学的三十年，即便后来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这颗“国学天空的耀眼流星”终是以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使命，为中国的国学教育、传统文化研究培育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各地的文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各自学术领域的专家。
如文学史家钱仲联先生，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在诗词研究领域卓有建树，1981年被聘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哲学史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王蘧常先生，毕业于无锡国专，并曾担任该校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在书法领域，以章草而闻名于世，影响及于日本；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曾任教于无锡国专，讲授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目录学等课程，担任过该校校务主任，其《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最初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1932年12月集资排印；当代杰出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先生，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纪念馆中，还陈列着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无锡国专的学生证、成绩单和《怀念母校》一文手稿，其中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简单的一句话，浓缩了无锡国专与学子们深厚绵长的情感联结，也像是传统文化本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是融入在我们骨血里的基因，一句诗、一幅画、一声唱就会触发无尽的灵魂激荡！
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无锡国专的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能从它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中找到一些答案。
无锡国专讲究“励学必先敦品，学与行要合一”。这是对“人品即文品”观念的遵循，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时，无锡国专加强对学生“气节”的培养。学校小会议室里挂上了明代忠臣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食堂里挂上了“膳堂铭”，其词曰：“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还配上了王阳明、顾炎武、陆世仪、高攀龙四先生的画像，希望学生们能在先贤精神的照耀下，学以致用、报效国家。
无锡国专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精读原著与经典，这使得国专走出的学生都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说到“读书”，国专尤其推崇吟诵，推广带有唐文治本人鲜明风格印记的“唐调吟诵”，这也是体现他“性情教育”思想的重要方式。会读，自然更要会写。国专注重写作实践，作文竞赛是校内传统，每年都诞生了可观的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讲师、教授、教务主任甚至校长会逐级批阅点评，优异者可收入《国专月刊》出版。
走出面积不大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令人感慨万千。无锡国专在传统文化饱受质疑的时刻、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坚持国学教育、传承中华文脉，大概出于这样一种信念——“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惟在精神而已”。纪念馆外，阳光正好，花木繁茂。脚下是百年前寄托着无锡百姓习礼受教愿望的学宫土地，眼前还有今天无锡人推崇备至的学府杏坛，文脉从未在此中断，气骨经磨砺愈加强干。（吴昊 喻迎昉）
无锡国专纪念馆外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920年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延续民族文脉、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教导学生居仁由义。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该校被迫内迁，历经艰难而弦歌不辍。请随我们走进无锡国专纪念馆，了解它不平凡的故事，与大师相遇，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相知。
1
艰辛创办 细心呵护
随着央视纪录片《风雨国学魂：寻找无锡国专》的热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这座在无锡近代史上尘封已久的宝藏被重新唤醒。关于它的记忆，点点滴滴回流，都凝聚在修筑于当年旧址旁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中。
学前街上，一座四柱三间式的牌坊上，镌刻着“无锡国专纪念馆”几个大字，牌坊系参照原来无锡文庙棂星门复建而成。迎面的影壁上刻着无锡国专的十条学规：躬行、孝悌、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它仿佛于瞬间将人拉入了百年前的时空。
戟门如今就是纪念馆的正厅，约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成四个空间，展示着创始人唐文治的生平、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历程、独树一帜的办学特色以及杰出的师生代表。
用“敦品励学、廉节气骨”来概括无锡国专创始人唐文治（1865年—1954年）的人品应不为过。从时间上看，他的一生横跨清朝、民国、新中国。从空间上看，他走过很多地方，从江南到华北，从国内到国外，作为外交人员，两度出访。这些经历他并不视为夸耀的资本，而是奠定了他投身教育的基石。
唐文治主持过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倍感延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1920年，唐文治在前后递交过七次辞呈后，终于10月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校长职务，返回无锡定居。这年年底，他受邀出任新成立的无锡国专校长。这看起来颇像是放下了引领时代发展的新利器，去重拾保守过时的旧思想。然而唐文治却认为，国学是开物成务的基础，可以包容西学和洋务；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底，工科实学也只是无根之物。他相信，国学西学可以兼容并蓄，但在西学盛行、国学式微的时代风潮下，他更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默默守护传统文化的根基。无锡，经济发达、物资丰裕，文脉悠久、民风淳朴，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治学之地。
可是办好一所私立高等学校并不容易。无锡国专的第一个十年里，学校一方面在摸索自己的办学之路，师资常年维持在三五人，追求“在精而不在多”；招生严格、竞争激烈，每年新招生规模仅几十人。另一方面，学校还需要为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备案而不断调整自身，仅校名就几经变更，直到1928年9月以“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被批准立案（1930年再度易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正式成为官方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文科研究所）成立；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从时间上看，两者均晚于无锡国专。与之相比，无锡国专没有国立大学的优势，但靠着本地绅商的慷慨捐助，靠着国专师生的共同努力，一直维持着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
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无锡国专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师生队伍明显扩大，并在太湖畔购买了五十亩土地，准备建设新的校舍。然而，战争的来临，打断了学校的正常发展进程。
2
艰苦同尝 坚持办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无锡成为战区。校长唐文治意识到“此次战事非‘九一八’可比，无锡恐亦不免”。10月初，随着日机轰炸无锡，唐文治紧急宣布迁校，先从市区迁到郊区，继而不得不“迁移长沙，以策安全”，无锡国专也加入到当时全国各大高校内迁的洪流之中。
漫长的迁徙之路上，国专师生们走走停停、有失有补。最悲怆的时候，唐文治在湖南株洲的隆冬旷野中，率领仅随的师生数人席地而坐，朗诵着“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这是《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中的诗句，是征夫苦于行役的怨言，征夫哀叹自己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何要在茫茫旷野中日夜不停地奔波。征夫的奔波是被动的，正如内迁的师生也是为战争所迫才走向内地。古稀之年已经目盲的老校长念到声泪俱下，在场诸人无不动容。
1938年2月，唐文治和国专师生抵达桂林，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筹备后就地复校，自此有了“桂校”之称。唐文治好不容易挨到这一年的毕业生考试结束，实在不堪劳累和水土不服，决定回沪治疗，将学校的行政事宜委托给了当时的教务主任冯振，由其代行校长职务。
后来战事吃紧，桂林恐失，冯振又带着全校师生迁往自己的老家——广西北流山围村。1939年春节后，因为开学注册人数超出预期，山围校舍难以容纳，他又奔波联络，将学校迁到了原国专教授陈柱的家乡、山围村以西约20里的萝村，还借用了陈氏宗祠等多处房屋作为校舍。
也是在这一年，仍在上海治病的唐文治又应无锡国专在沪校友及内迁后失学的学生强烈呼吁，在租界借他校教室为临时校址招生复课，开始了无锡国专历史上“沪校”与“桂校”并立的时期。
无论是在广西还是上海，师生们凭着“人生惟有廉节重，世界须凭气骨撑”的信念，坚持教学，坚持传承中华文化。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这样的传承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
在广西，国专师生在困苦中艰难前行。教授们收入微薄，妻儿衣衫破旧，住宿条件逼仄狭隘。冯振将自家竹棚隔出两间作教室，雨天屋顶漏水泥地湿滑，他便穿着木屐站在水洼中讲课。一次讲解《说文解字》，突然狂风掀翻屋顶茅草，他索性指着漫天飞舞的草茎高吟“风吹草低见牛羊”，学生破涕为笑，他抹去脸上雨水继续板书。其妻陈慧英产后体虚，用嫁妆首饰换米，在灶火旁为学生烘烤被雨水浸湿的课本。
在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迫使大中专院校面临新的关停并转危机。此时，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国专教务长的王蘧常因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本部，毅然辞去所兼各大学教职，贫病交迫，生计艰难。南京一所著名大学特来函聘请其为文学院院长，被他严词拒绝，并写下《节妇吟》以明志气。还有人推荐他当上海市教育局长，他淡然道：“我是一介书生，只会教书，不会当官！”堂堂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宁可给人当家庭教师、为人代笔写字谋生，也绝不为敌人施舍的五斗米折腰。
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国专复员的事宜也提上了日程。1946年夏，国专桂校克服资金、交通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全数复员无锡。而在一年前的冬天，唐文治便请王蘧常回到无锡，收回校舍、修葺房屋、招收新生，于春节后正式开学。
曾任国专教授、校务主任的钱基博，曾就国专复员撰文道：“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诵；艰苦同尝，而无一人出怨言；此其坚贞蒙难，咸有一德，仁之至，义之尽，岂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脉于西南，而实以续如缕不绝之国命！”
3
励学敦品 作育人材
回望无锡国专办学的三十年，即便后来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这颗“国学天空的耀眼流星”终是以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使命，为中国的国学教育、传统文化研究培育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各地的文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各自学术领域的专家。
如文学史家钱仲联先生，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在诗词研究领域卓有建树，1981年被聘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哲学史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王蘧常先生，毕业于无锡国专，并曾担任该校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在书法领域，以章草而闻名于世，影响及于日本；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曾任教于无锡国专，讲授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目录学等课程，担任过该校校务主任，其《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最初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1932年12月集资排印；当代杰出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先生，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纪念馆中，还陈列着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无锡国专的学生证、成绩单和《怀念母校》一文手稿，其中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简单的一句话，浓缩了无锡国专与学子们深厚绵长的情感联结，也像是传统文化本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是融入在我们骨血里的基因，一句诗、一幅画、一声唱就会触发无尽的灵魂激荡！
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无锡国专的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能从它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中找到一些答案。
无锡国专讲究“励学必先敦品，学与行要合一”。这是对“人品即文品”观念的遵循，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时，无锡国专加强对学生“气节”的培养。学校小会议室里挂上了明代忠臣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食堂里挂上了“膳堂铭”，其词曰：“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还配上了王阳明、顾炎武、陆世仪、高攀龙四先生的画像，希望学生们能在先贤精神的照耀下，学以致用、报效国家。
无锡国专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精读原著与经典，这使得国专走出的学生都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说到“读书”，国专尤其推崇吟诵，推广带有唐文治本人鲜明风格印记的“唐调吟诵”，这也是体现他“性情教育”思想的重要方式。会读，自然更要会写。国专注重写作实践，作文竞赛是校内传统，每年都诞生了可观的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讲师、教授、教务主任甚至校长会逐级批阅点评，优异者可收入《国专月刊》出版。
走出面积不大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令人感慨万千。无锡国专在传统文化饱受质疑的时刻、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坚持国学教育、传承中华文脉，大概出于这样一种信念——“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惟在精神而已”。纪念馆外，阳光正好，花木繁茂。脚下是百年前寄托着无锡百姓习礼受教愿望的学宫土地，眼前还有今天无锡人推崇备至的学府杏坛，文脉从未在此中断，气骨经磨砺愈加强干。（吴昊 喻迎昉）
无锡国专纪念馆外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920年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延续民族文脉、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教导学生居仁由义。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该校被迫内迁，历经艰难而弦歌不辍。请随我们走进无锡国专纪念馆，了解它不平凡的故事，与大师相遇，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相知。
1
艰辛创办 细心呵护
随着央视纪录片《风雨国学魂：寻找无锡国专》的热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这座在无锡近代史上尘封已久的宝藏被重新唤醒。关于它的记忆，点点滴滴回流，都凝聚在修筑于当年旧址旁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中。
学前街上，一座四柱三间式的牌坊上，镌刻着“无锡国专纪念馆”几个大字，牌坊系参照原来无锡文庙棂星门复建而成。迎面的影壁上刻着无锡国专的十条学规：躬行、孝悌、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它仿佛于瞬间将人拉入了百年前的时空。
戟门如今就是纪念馆的正厅，约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成四个空间，展示着创始人唐文治的生平、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历程、独树一帜的办学特色以及杰出的师生代表。
用“敦品励学、廉节气骨”来概括无锡国专创始人唐文治（1865年—1954年）的人品应不为过。从时间上看，他的一生横跨清朝、民国、新中国。从空间上看，他走过很多地方，从江南到华北，从国内到国外，作为外交人员，两度出访。这些经历他并不视为夸耀的资本，而是奠定了他投身教育的基石。
唐文治主持过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倍感延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1920年，唐文治在前后递交过七次辞呈后，终于10月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校长职务，返回无锡定居。这年年底，他受邀出任新成立的无锡国专校长。这看起来颇像是放下了引领时代发展的新利器，去重拾保守过时的旧思想。然而唐文治却认为，国学是开物成务的基础，可以包容西学和洋务；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底，工科实学也只是无根之物。他相信，国学西学可以兼容并蓄，但在西学盛行、国学式微的时代风潮下，他更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默默守护传统文化的根基。无锡，经济发达、物资丰裕，文脉悠久、民风淳朴，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治学之地。
可是办好一所私立高等学校并不容易。无锡国专的第一个十年里，学校一方面在摸索自己的办学之路，师资常年维持在三五人，追求“在精而不在多”；招生严格、竞争激烈，每年新招生规模仅几十人。另一方面，学校还需要为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备案而不断调整自身，仅校名就几经变更，直到1928年9月以“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被批准立案（1930年再度易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正式成为官方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文科研究所）成立；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从时间上看，两者均晚于无锡国专。与之相比，无锡国专没有国立大学的优势，但靠着本地绅商的慷慨捐助，靠着国专师生的共同努力，一直维持着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
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无锡国专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师生队伍明显扩大，并在太湖畔购买了五十亩土地，准备建设新的校舍。然而，战争的来临，打断了学校的正常发展进程。
2
艰苦同尝 坚持办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无锡成为战区。校长唐文治意识到“此次战事非‘九一八’可比，无锡恐亦不免”。10月初，随着日机轰炸无锡，唐文治紧急宣布迁校，先从市区迁到郊区，继而不得不“迁移长沙，以策安全”，无锡国专也加入到当时全国各大高校内迁的洪流之中。
漫长的迁徙之路上，国专师生们走走停停、有失有补。最悲怆的时候，唐文治在湖南株洲的隆冬旷野中，率领仅随的师生数人席地而坐，朗诵着“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这是《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中的诗句，是征夫苦于行役的怨言，征夫哀叹自己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何要在茫茫旷野中日夜不停地奔波。征夫的奔波是被动的，正如内迁的师生也是为战争所迫才走向内地。古稀之年已经目盲的老校长念到声泪俱下，在场诸人无不动容。
1938年2月，唐文治和国专师生抵达桂林，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筹备后就地复校，自此有了“桂校”之称。唐文治好不容易挨到这一年的毕业生考试结束，实在不堪劳累和水土不服，决定回沪治疗，将学校的行政事宜委托给了当时的教务主任冯振，由其代行校长职务。
后来战事吃紧，桂林恐失，冯振又带着全校师生迁往自己的老家——广西北流山围村。1939年春节后，因为开学注册人数超出预期，山围校舍难以容纳，他又奔波联络，将学校迁到了原国专教授陈柱的家乡、山围村以西约20里的萝村，还借用了陈氏宗祠等多处房屋作为校舍。
也是在这一年，仍在上海治病的唐文治又应无锡国专在沪校友及内迁后失学的学生强烈呼吁，在租界借他校教室为临时校址招生复课，开始了无锡国专历史上“沪校”与“桂校”并立的时期。
无论是在广西还是上海，师生们凭着“人生惟有廉节重，世界须凭气骨撑”的信念，坚持教学，坚持传承中华文化。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这样的传承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
在广西，国专师生在困苦中艰难前行。教授们收入微薄，妻儿衣衫破旧，住宿条件逼仄狭隘。冯振将自家竹棚隔出两间作教室，雨天屋顶漏水泥地湿滑，他便穿着木屐站在水洼中讲课。一次讲解《说文解字》，突然狂风掀翻屋顶茅草，他索性指着漫天飞舞的草茎高吟“风吹草低见牛羊”，学生破涕为笑，他抹去脸上雨水继续板书。其妻陈慧英产后体虚，用嫁妆首饰换米，在灶火旁为学生烘烤被雨水浸湿的课本。
在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迫使大中专院校面临新的关停并转危机。此时，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国专教务长的王蘧常因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本部，毅然辞去所兼各大学教职，贫病交迫，生计艰难。南京一所著名大学特来函聘请其为文学院院长，被他严词拒绝，并写下《节妇吟》以明志气。还有人推荐他当上海市教育局长，他淡然道：“我是一介书生，只会教书，不会当官！”堂堂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宁可给人当家庭教师、为人代笔写字谋生，也绝不为敌人施舍的五斗米折腰。
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国专复员的事宜也提上了日程。1946年夏，国专桂校克服资金、交通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全数复员无锡。而在一年前的冬天，唐文治便请王蘧常回到无锡，收回校舍、修葺房屋、招收新生，于春节后正式开学。
曾任国专教授、校务主任的钱基博，曾就国专复员撰文道：“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诵；艰苦同尝，而无一人出怨言；此其坚贞蒙难，咸有一德，仁之至，义之尽，岂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脉于西南，而实以续如缕不绝之国命！”
3
励学敦品 作育人材
回望无锡国专办学的三十年，即便后来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这颗“国学天空的耀眼流星”终是以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使命，为中国的国学教育、传统文化研究培育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各地的文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各自学术领域的专家。
如文学史家钱仲联先生，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在诗词研究领域卓有建树，1981年被聘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哲学史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王蘧常先生，毕业于无锡国专，并曾担任该校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在书法领域，以章草而闻名于世，影响及于日本；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曾任教于无锡国专，讲授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目录学等课程，担任过该校校务主任，其《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最初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1932年12月集资排印；当代杰出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先生，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纪念馆中，还陈列着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无锡国专的学生证、成绩单和《怀念母校》一文手稿，其中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简单的一句话，浓缩了无锡国专与学子们深厚绵长的情感联结，也像是传统文化本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是融入在我们骨血里的基因，一句诗、一幅画、一声唱就会触发无尽的灵魂激荡！
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无锡国专的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能从它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中找到一些答案。
无锡国专讲究“励学必先敦品，学与行要合一”。这是对“人品即文品”观念的遵循，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时，无锡国专加强对学生“气节”的培养。学校小会议室里挂上了明代忠臣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食堂里挂上了“膳堂铭”，其词曰：“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还配上了王阳明、顾炎武、陆世仪、高攀龙四先生的画像，希望学生们能在先贤精神的照耀下，学以致用、报效国家。
无锡国专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精读原著与经典，这使得国专走出的学生都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说到“读书”，国专尤其推崇吟诵，推广带有唐文治本人鲜明风格印记的“唐调吟诵”，这也是体现他“性情教育”思想的重要方式。会读，自然更要会写。国专注重写作实践，作文竞赛是校内传统，每年都诞生了可观的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讲师、教授、教务主任甚至校长会逐级批阅点评，优异者可收入《国专月刊》出版。
走出面积不大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令人感慨万千。无锡国专在传统文化饱受质疑的时刻、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坚持国学教育、传承中华文脉，大概出于这样一种信念——“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惟在精神而已”。纪念馆外，阳光正好，花木繁茂。脚下是百年前寄托着无锡百姓习礼受教愿望的学宫土地，眼前还有今天无锡人推崇备至的学府杏坛，文脉从未在此中断，气骨经磨砺愈加强干。（吴昊 喻迎昉）
无锡国专纪念馆外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920年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延续民族文脉、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教导学生居仁由义。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该校被迫内迁，历经艰难而弦歌不辍。请随我们走进无锡国专纪念馆，了解它不平凡的故事，与大师相遇，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相知。
1
艰辛创办 细心呵护
随着央视纪录片《风雨国学魂：寻找无锡国专》的热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这座在无锡近代史上尘封已久的宝藏被重新唤醒。关于它的记忆，点点滴滴回流，都凝聚在修筑于当年旧址旁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中。
学前街上，一座四柱三间式的牌坊上，镌刻着“无锡国专纪念馆”几个大字，牌坊系参照原来无锡文庙棂星门复建而成。迎面的影壁上刻着无锡国专的十条学规：躬行、孝悌、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它仿佛于瞬间将人拉入了百年前的时空。
戟门如今就是纪念馆的正厅，约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成四个空间，展示着创始人唐文治的生平、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历程、独树一帜的办学特色以及杰出的师生代表。
用“敦品励学、廉节气骨”来概括无锡国专创始人唐文治（1865年—1954年）的人品应不为过。从时间上看，他的一生横跨清朝、民国、新中国。从空间上看，他走过很多地方，从江南到华北，从国内到国外，作为外交人员，两度出访。这些经历他并不视为夸耀的资本，而是奠定了他投身教育的基石。
唐文治主持过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倍感延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1920年，唐文治在前后递交过七次辞呈后，终于10月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校长职务，返回无锡定居。这年年底，他受邀出任新成立的无锡国专校长。这看起来颇像是放下了引领时代发展的新利器，去重拾保守过时的旧思想。然而唐文治却认为，国学是开物成务的基础，可以包容西学和洋务；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底，工科实学也只是无根之物。他相信，国学西学可以兼容并蓄，但在西学盛行、国学式微的时代风潮下，他更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默默守护传统文化的根基。无锡，经济发达、物资丰裕，文脉悠久、民风淳朴，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治学之地。
可是办好一所私立高等学校并不容易。无锡国专的第一个十年里，学校一方面在摸索自己的办学之路，师资常年维持在三五人，追求“在精而不在多”；招生严格、竞争激烈，每年新招生规模仅几十人。另一方面，学校还需要为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备案而不断调整自身，仅校名就几经变更，直到1928年9月以“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被批准立案（1930年再度易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正式成为官方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文科研究所）成立；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从时间上看，两者均晚于无锡国专。与之相比，无锡国专没有国立大学的优势，但靠着本地绅商的慷慨捐助，靠着国专师生的共同努力，一直维持着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
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无锡国专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师生队伍明显扩大，并在太湖畔购买了五十亩土地，准备建设新的校舍。然而，战争的来临，打断了学校的正常发展进程。
2
艰苦同尝 坚持办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无锡成为战区。校长唐文治意识到“此次战事非‘九一八’可比，无锡恐亦不免”。10月初，随着日机轰炸无锡，唐文治紧急宣布迁校，先从市区迁到郊区，继而不得不“迁移长沙，以策安全”，无锡国专也加入到当时全国各大高校内迁的洪流之中。
漫长的迁徙之路上，国专师生们走走停停、有失有补。最悲怆的时候，唐文治在湖南株洲的隆冬旷野中，率领仅随的师生数人席地而坐，朗诵着“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这是《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中的诗句，是征夫苦于行役的怨言，征夫哀叹自己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何要在茫茫旷野中日夜不停地奔波。征夫的奔波是被动的，正如内迁的师生也是为战争所迫才走向内地。古稀之年已经目盲的老校长念到声泪俱下，在场诸人无不动容。
1938年2月，唐文治和国专师生抵达桂林，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筹备后就地复校，自此有了“桂校”之称。唐文治好不容易挨到这一年的毕业生考试结束，实在不堪劳累和水土不服，决定回沪治疗，将学校的行政事宜委托给了当时的教务主任冯振，由其代行校长职务。
后来战事吃紧，桂林恐失，冯振又带着全校师生迁往自己的老家——广西北流山围村。1939年春节后，因为开学注册人数超出预期，山围校舍难以容纳，他又奔波联络，将学校迁到了原国专教授陈柱的家乡、山围村以西约20里的萝村，还借用了陈氏宗祠等多处房屋作为校舍。
也是在这一年，仍在上海治病的唐文治又应无锡国专在沪校友及内迁后失学的学生强烈呼吁，在租界借他校教室为临时校址招生复课，开始了无锡国专历史上“沪校”与“桂校”并立的时期。
无论是在广西还是上海，师生们凭着“人生惟有廉节重，世界须凭气骨撑”的信念，坚持教学，坚持传承中华文化。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这样的传承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
在广西，国专师生在困苦中艰难前行。教授们收入微薄，妻儿衣衫破旧，住宿条件逼仄狭隘。冯振将自家竹棚隔出两间作教室，雨天屋顶漏水泥地湿滑，他便穿着木屐站在水洼中讲课。一次讲解《说文解字》，突然狂风掀翻屋顶茅草，他索性指着漫天飞舞的草茎高吟“风吹草低见牛羊”，学生破涕为笑，他抹去脸上雨水继续板书。其妻陈慧英产后体虚，用嫁妆首饰换米，在灶火旁为学生烘烤被雨水浸湿的课本。
在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迫使大中专院校面临新的关停并转危机。此时，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国专教务长的王蘧常因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本部，毅然辞去所兼各大学教职，贫病交迫，生计艰难。南京一所著名大学特来函聘请其为文学院院长，被他严词拒绝，并写下《节妇吟》以明志气。还有人推荐他当上海市教育局长，他淡然道：“我是一介书生，只会教书，不会当官！”堂堂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宁可给人当家庭教师、为人代笔写字谋生，也绝不为敌人施舍的五斗米折腰。
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国专复员的事宜也提上了日程。1946年夏，国专桂校克服资金、交通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全数复员无锡。而在一年前的冬天，唐文治便请王蘧常回到无锡，收回校舍、修葺房屋、招收新生，于春节后正式开学。
曾任国专教授、校务主任的钱基博，曾就国专复员撰文道：“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诵；艰苦同尝，而无一人出怨言；此其坚贞蒙难，咸有一德，仁之至，义之尽，岂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脉于西南，而实以续如缕不绝之国命！”
3
励学敦品 作育人材
回望无锡国专办学的三十年，即便后来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这颗“国学天空的耀眼流星”终是以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使命，为中国的国学教育、传统文化研究培育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各地的文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各自学术领域的专家。
如文学史家钱仲联先生，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在诗词研究领域卓有建树，1981年被聘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哲学史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王蘧常先生，毕业于无锡国专，并曾担任该校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在书法领域，以章草而闻名于世，影响及于日本；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曾任教于无锡国专，讲授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目录学等课程，担任过该校校务主任，其《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最初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1932年12月集资排印；当代杰出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先生，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专，曾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纪念馆中，还陈列着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无锡国专的学生证、成绩单和《怀念母校》一文手稿，其中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简单的一句话，浓缩了无锡国专与学子们深厚绵长的情感联结，也像是传统文化本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是融入在我们骨血里的基因，一句诗、一幅画、一声唱就会触发无尽的灵魂激荡！
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无锡国专的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能从它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中找到一些答案。
无锡国专讲究“励学必先敦品，学与行要合一”。这是对“人品即文品”观念的遵循，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时，无锡国专加强对学生“气节”的培养。学校小会议室里挂上了明代忠臣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食堂里挂上了“膳堂铭”，其词曰：“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还配上了王阳明、顾炎武、陆世仪、高攀龙四先生的画像，希望学生们能在先贤精神的照耀下，学以致用、报效国家。
无锡国专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精读原著与经典，这使得国专走出的学生都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说到“读书”，国专尤其推崇吟诵，推广带有唐文治本人鲜明风格印记的“唐调吟诵”，这也是体现他“性情教育”思想的重要方式。会读，自然更要会写。国专注重写作实践，作文竞赛是校内传统，每年都诞生了可观的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讲师、教授、教务主任甚至校长会逐级批阅点评，优异者可收入《国专月刊》出版。
走出面积不大的无锡国专纪念馆，令人感慨万千。无锡国专在传统文化饱受质疑的时刻、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坚持国学教育、传承中华文脉，大概出于这样一种信念——“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惟在精神而已”。纪念馆外，阳光正好，花木繁茂。脚下是百年前寄托着无锡百姓习礼受教愿望的学宫土地，眼前还有今天无锡人推崇备至的学府杏坛，文脉从未在此中断，气骨经磨砺愈加强干。（吴昊 喻迎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