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不等同于现实生活。所谓“不等同于”，即意味着艺术不是对现实寸步不移的刻板模仿。将生活原型反映到艺术作品中时，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取得最佳效果，艺术家既可以虚以实之，做“加法”，也可以实以虚之，做“减法”。其中，顾恺之所做的加法与丰子恺所做的减法很有代表性，值得今人揣摩与玩味。

顾恺之，字长康，是东晋杰出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巧艺”门中记载：“顾长康画裴叔则（裴楷表字），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中国人普遍信奉“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苏轼在《传神记》一文中说，可以传神的人体部位，除了眼睛之外，“其次在颧颊”，所以，顾恺之为裴楷画像时在他脸颊上平添三根毫毛，不为无因。那么，为什么“颊上益三毛”就能表明裴楷有识具呢？推究起来，这个问题和中医学理论有关。春秋时期秦越人（扁鹊）在《难经》中说：“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所以“三毛七孔”，就成了有心思、有心机的体现。据《晋书》列传第五记载，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为有貌有才的裴楷画像，凸显其仪容俊爽不难，难在凸显他有识具，因为前者具体而后者抽象。为了凸显裴楷有识具，总不能在他脸上画“七孔”吧，所以平添“三毛”自然就成了顾恺之的选择。顾恺之根据中医学理论，对裴楷的原型做加法，尽管是无中生有，却达到了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效果。

无独有偶，苏轼在《传神记》中记载：“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甚喜，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由于只是单纯追求形似的效果，僧惟真为曾公亮画像时于眉后加三纹，与中医学理论无关，但明显受到了顾恺之“颊上益三毛”典故的影响。可见画家表现人物的风神与个性，不但要善于观察，还要善于发挥创造性想象，而做加法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如果说，在绘画中顾恺之善做加法，那么丰子恺就是做减法的大师。丰子恺在《随感十三则》一文中说：“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悟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果然看见：前头牵了一只羊，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这个故事在丰一吟笔下有另外一个版本。她在《我的父亲丰子恺》一书中说：“记得抗战前在故乡时，他曾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着一根绳子。画好了挂在墙上，正好被帮我家挑水的青年农民看到了。他笑着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子系住带头的那一只，其余的都跟上来了。’”两则记载略有差异，假如此事确如丰一吟所说的话，丰子恺尊挑水的农民为“先生”，无疑更能凸显他从善如流的谦逊品格。丰子恺艺术创作时做减法，去掉了多余的绳子，既使得画面更加简洁和空灵，又符合物种属性和生活真实。须知绳子去不去掉，艺术效果大不一样：不去掉，“有画处多属赘疣”；去掉了，“无画处皆成妙境”。

丰子恺画作《村学校的音乐课》，呈现了乡村教室里一位拉二胡的先生和一群唱歌的孩子。画面上的孩子既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只有张大的嘴巴。乡村学校虽然简陋，但是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在歌唱中感受到的欢乐，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丰子恺在创作中大做减法，省去了许多笔墨，却有力地凸显了“村学校的音乐课”这一主题。据刘继兴考证，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称赞过丰子恺这幅画，他说：“这种画法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艺术创作时做加法或做减法，须有内在的道理。顾恺之做加法，是为了以形传神，凸显人物有识具。丰子恺做减法，则因笔不到而意已到，无须再画蛇添足。无论做加法还是做减法，都要处理好实与虚的关系，做到恰当呈现与恰当留白。这样生成的艺术作品，既符合格式塔心理学，不影响人们对图画的理解；又如取神龙一鳞半爪，“而龙之首尾完好固宛然在也”。（朱美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