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时期官修的《礼记·月令》包含着农业的内容，虽然不是真正的农书，但可以看作是官修农书的起源之一。唐朝的《兆人本业》则开创了政府官修农书的先例，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但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已经失传。

宋末元初，蒙古占据中国北方以后，贵族与军士曾大规模“据民田为牧地”，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后在耶律楚材的建议影响下，蒙古统治者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农业技术的普及。《元史》记载：“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农桑辑要》也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一）

元代主管农桑、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司内设官职劝农使，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推广农业生产知识技术，编写并推广综合性农业科学著作《农桑辑要》。《农桑辑要》为地方农业实践所用，因此内容毫不晦涩，通俗易懂。作为官方发行的书籍，该书不题写撰者姓名，但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孟祺、畅师文和苗好谦三人主要负责该书的资料收集、编撰、修订、补充、勘误等具体工作。

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成书。当时金已灭亡，元与宋南北对峙，黄河流域战乱频发，良田沦为沙场，农业屡受侵扰，生产生活凋敝，亟待恢复。此书编纂完成后，元政府将其颁发给各地，用以指导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农桑辑要》辑录了历代农书内容，汇集了从上古中国到元初的农耕技术经验，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分析。该书在元代多次刊刻，广泛发行，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都收录了该书。

《农桑辑要》结构清晰、内容丰富，包括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多个部分，分门别类辑录中国古代的农业传统习俗、重农思想、各种作物的栽培，以及家禽家畜的养殖技术等。其农耕的内容主要讲北方，蚕桑的内容主要讲南方。卷一为典训，记述了中国农桑的起源以及历代文献中的重农言论和鼓励农业生产的事迹；卷二为耕垦、播种，以整地作为总论，展开内容则具体到如何选种，如何处理种子，各种常见农作物如何栽培；后面各卷都如此展开：卷三为栽桑；卷四为养蚕；卷五为瓜菜、果实；卷六为竹木、药草；卷七为孳畜、禽鱼等。

因为《农桑辑要》博采历代农业技术之长，所以内容非常广泛，其资料的选取来源有：《士农必用》《齐民要术》《务本新书》《韩氏直说》《四时纂要》等农业典籍。这些珍贵的农业典籍大多已失传，但《农桑辑要》却将其中重要的部分得以保存传承下来，因而弥足珍贵。《农桑辑要》在广泛继承前人农业经验的基础上，还系统总结了中华大地700余年的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并通过研究使其具备一定的学术性。

除广泛引用农业文献以外，《农桑辑要》也在《典训》中广泛辑录了经、史、子、集中的农业内容，如：《典语》《周书》《白虎通》《世本》《汉书》《史记》《通典》《尚书》《礼记》《管子》《孝经》《孟子》《庄子》等，这些经史类文献的农业观点深刻影响了编撰者，它们的系统辑录、传播，也反映了元初统治者的重农思想。

（二）

实用性强，是《农桑辑要》的一大特点，它所蕴含的重要科学技术价值在元代大大促进了农业社会发展。它对精耕细作和栽桑养蚕技术的普及，对经济作物如棉花和苎麻栽培技术的提高作出重要贡献。

以栽桑为例，《农桑辑要》卷三主要内容讲栽桑：桑子如何播种、桑树的嫁接与整枝修枝等技术，内容详实，计有7000多字。技术细节很具体，如：播种桑子时，表面要覆土较薄，“土不得厚，厚即不生”；栽桑适合秋末冬初的时节，“十月木迷，宜栽埋头桑，冬月根脉下行，乘春并发，一年之闲，长过元树”；在荆桑上嫁接鲁桑的枝条，树会生长茂盛且有利于树龄延长。嫁接方法列举了搭接法、插接法、店接法、劈接法等，这些嫁接方法，今天还在中国农村广泛应用。《农桑辑要》认为，夏伐会给桑树的生长和养蚕的成效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一观点至今仍然指导着中国农村的桑叶生产，很多地区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刻意推迟夏伐时间，能够起到桑叶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

再如养蚕的内容，《农桑辑要》分为40个专项叙述，共计10000字左右。《农桑辑要》卷四重点分析了蚕这种昆虫的特性，列举了选茧的方法、蚕室的布置、蚕具的选用、具体饲养注意事项等。所谓蚕室，是蚕的幼虫期生长发育的养殖场所，很有讲究，“蚕室北屋为上，南屋西屋次之，大忌东屋”，这一规则如今仍在延续。气候的变化与温度的差异直接影响蚕的生长，“子在连则宜极寒，成蛾则宜极暖，停眠起宜温，大眠后宜凉，临老宜渐暖，入簇则宜极暖”。针对蚕的各个生长时间段，《农桑辑要》划分出4种不同的温度标准：寒、凉、温、暖。“若寒热不均，后必眠起不齐。”中国古代没有湿度计和温度计，对蚕室温度的高低没有准确的测量方法，《农桑辑要》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感受温度的标准：“蚕母须着单衣，以身体较。若自身觉寒，其蚕必寒，便添熟火。若自身觉热，其蚕亦热，约量去火。”《农桑辑要》还提到，养蚕的季节需要悉心把握：“晚蚕迟老多病，费叶少丝，不惟晚却今年蚕，又损却来年桑。世人惟知婪多为利，不知趋早之为大利。”这些技术细节的推广，再现了中国养蚕技术的先进，对促进蚕桑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农桑辑要》与历史文献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元初农作物品种的丰富与耕作技术的提高，如《齐民要术》中列举的“非中国物产者”主要是对这些作物的传闻与记载。而在元初，其中很多作物已在中国广泛种植，《农桑辑要》详细介绍了这些物产的选种、种植、采摘，甚至深加工的内容，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农作物品种的引进与技术的提高。

（三）

在元代90多年的历史中，《农桑辑要》多次刊刻：初版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共计刊刻了8500部。再版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至延祐三年（1316年）刊刻了1500部。三版在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刊刻了1500部，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再印3000部。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年），该书第四次重印，但印数不详。在元朝历史中，《农桑辑要》共计印刷了15000部以上，另有学者认为在20000部以上。这在没有印刷工业的中国古代是极大的规模。而正是赖以如此巨大的印量，使元朝官府能够有效地大规模推广《农桑辑要》，使其在指导民间生产、促进农业技术发展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大大促进了经济繁荣。

从农业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繁荣的角度来说，《农桑辑要》中的技术普及推广有效促进了荒地开发与水利设施的兴建，以及棉花、占城稻、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使元朝初年的北方大地农作物品种持续增多，棉纺织业、丝织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繁衍、民户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华与兴盛，以及航海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与增长。

从思想观念进步的角度来说，《农桑辑要》淡化了统治阶层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鄙农观念。作为官修农书，《农桑辑要》不仅保留和传播我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技术文献，也代表了当时元朝政府对农业的重视，这与官方力图在常年战乱的北方恢复农业生产的大背景有深刻的联系。

从有效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农桑辑要》的影响远及国外，促进了其他国家农业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比如，朝鲜王朝的《农事直说》就是源于《农桑辑要》编著的文献。元朝与朝鲜半岛交流非常频繁，在《农桑辑要》传入朝鲜王朝后，朝鲜官方以该书为基础资料进行编辑纂修，这个过程中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朝鲜半岛的农业技术内容，保留了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文献，并结合本国风土实际，确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基本体系。1430年，朝鲜王朝的重要农业典籍——《农事直说》问世，这也是朝鲜历史上的首部农业典籍。（黄运丽 杨兆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