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百年巨匠 百年史诗——百位大师风采特展”，聚焦二十世纪做出突出贡献的教科文卫体各领域的一百位大师巨匠，展出与他们相关的三百五十余件展品。透过这些展品，我们能看到百年巨匠上下求索的艰辛和令人动容的家国情怀。

　　在古今中西艺术中遨游

　　时间从不因人而异，无论对谁，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然而不同的人对于时间的感受却大为不同，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二十世纪是短暂的，意大利历史学家杰奥瓦尼·阿瑞吉说二十世纪是漫长的。无论短暂还是漫长，对于中国人而言，二十世纪是异常丰厚的，是在苦难的包围之中冲出一条生路，其中凝聚着无数中华儿女的艰辛求索，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古与今，中与西，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无法回避处理这两组关系。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或许正在于他们对古今中西的关系，进行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

　　时代的更替，艺术家最为敏感，面对西画东传的汹汹来势，墨守成规势不可能，但让西画独霸东土又岂能心甘？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家们，出入于古今中西之间，为改良中国画煞费苦心。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徐悲鸿，在二十三岁时即提出了自己的思路。1918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演讲《中国画改良之方法》，认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徐悲鸿以擅长画马闻名于世，他笔下的马，超越了自然界的马，而熔铸了艺术家自己的精神气质。“百位大师风采特展”中呈现了徐悲鸿画马的名作之一《九方皋》，要读懂这幅画的内涵，我们要首先了解九方皋是谁。

　　《列子·说符》中有九方皋相马的故事。都说伯乐善于相马，伯乐心中有比自己更厉害的相马者，这就是九方皋。秦穆公欲求“天下之马”，乃良马中的良马。伯乐说自己可以辨识得出良马，因为良马可从外表来观察，但却没有本事辨识“天下之马”，因此向秦穆公推荐了九方皋。九方皋奉命寻找“天下之马”，在沙丘这个地方找到了，他向秦穆公禀报此马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派人从沙丘取回的马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斥责伯乐推荐的人连公马母马都分不清楚，他相中的马能是“天下之马”？伯乐对此慨叹：“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九方皋相马，注重的是其内在，而非外表。秦穆公试马，果然是“天下之马”。

　　九方皋之所以胜于伯乐，就在于他不为马的外表所惑，而关注其内在。相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幅徐悲鸿创作于1931年的《九方皋》，画面中间的黑色公马丰神俊逸、潇洒不羁，与画面中另外两匹温驯的马形成对照，黑骏马的身旁，着一身短打的老者就是九方皋，他傲然挺立、双手叉腰，眼睛盯着黑色骏马，他已识别出这就是“天下之马”，但内心的喜悦没有表现在脸上，而他身后的两人，状似小丑，不仅无法识别出“天下之马”，反而露出讥笑的面容。这幅画寄托了徐悲鸿对发现人才的渴望，饱受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也需要像九方皋这样具有识别人才本领的人才。

　　徐悲鸿是现实主义的大师，这幅《九方皋》以中国画的笔墨画马、画人，不仅画得真实，而且画出了精气神。当我们踱到吴冠中的《春雪》这幅布面油画前，或许会莞尔一笑，吴冠中将油画与中国的写意传统相结合，为中国画的现代化、油画的民族化做出了杰出贡献。欣赏吴冠中的作品，站在画前或许会感叹其抽象，而离开画后又觉得到底画出了神韵。

　　从《九方皋》到《春雪》，中国艺术大师在古今中西的艺术资源中做逍遥游，同时丰富了中国画与西画，这正是文明交流的成果。

　　书信中表露对党的无限忠诚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历巨变，古典时代潜隐在主流外的白话，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语言。现代文学，不仅是使用现代语言，而且是用现代语言描写现代思想与情感。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代表性的作家常归纳为“鲁郭茅巴老曹”，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百位大师风采特展”，六位文学巨匠的作品、手稿悉数登场，尤使观众感兴趣的是一幅鲁迅先生的画像。

　　版画在中国现代艺术中的地位，离不开鲁迅的大力推广，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许多鲁迅画像是木刻版画。这幅木刻版画中，鲁迅坐在书桌前，左手牵起了一页文稿，旁边一瓶碘酒十分醒目，眼神坚毅而凝重，似乎刚刚读完手中的文稿，右手攥成拳头，砸向了桌面。画面的背景，揭示了鲁迅所读的文稿——方志敏撰写的《可爱的中国》。

　　原来，鲁迅与方志敏竟有这样一层关系。青年时曾得到鲁迅帮助、日后成长为鲁迅研究专家的唐弢，在《同志的信任》一文中的描写，几乎就是这幅木刻版画的文字说明。那是1935年冬的一个傍晚，鲁迅从一个陌生女青年手中接过一个纸包和一封信，匆匆回到家中——“灯下，他郑重地打开纸包，按照那封信里指明的记号，把右角上用墨笔点了两点的一张毛边纸捡出来。那是一张空白毛边纸。鲁迅先生用洗脸盆盛满水，滴入一点碘酒，把纸平放到水面，纸上立刻现出了淡淡的字迹。这是方志敏同志生前从狱中用米汤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信中，方志敏希望鲁迅将送上的三张空白毛边纸和一束文稿转交给党中央，在1936年鲁迅逝世前夕，他终于成功将其转交给了党中央。

　　鲁迅是否转递过《可爱的中国》手稿，唐弢的文章中说此文及方志敏另一篇名作《清贫》都由鲁迅转递，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曾转递过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文稿。其实，方志敏与鲁迅并无深交，何以会将文稿递给他，唐弢说的好，方志敏“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深信鲁迅先生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在所有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相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

　　因为信任，方志敏将文稿托付给了鲁迅；因为信任，程砚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百位大师风采特展”中囊括了多位戏曲大师相关的展品，有梅兰芳的行头，有新凤霞的画作，在介绍程砚秋的单元中，观众看到了熟悉的字迹，是周恩来、贺龙就程砚秋入党一事写给他的信。

　　程砚秋与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并称为京剧四大名旦，是“程派”的创始人。抗战期间，程砚秋拒绝为日本人唱戏，被迫离开心爱的舞台，务农郊野。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戏曲改革，程砚秋等京剧大师被尊为艺术家。

　　在与共产党员接触的过程中，程砚秋萌发了入党的志愿，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看到每一个党员同志，上至领导，下至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那种朴素踏实的工作作风，勤勤恳恳的对人态度，无一不使我深深感动，从此我的心也就更加向着党了。”程砚秋入党的两位介绍人正是周恩来与贺龙。

　　1957年11月13日，周恩来在写给程砚秋的信中，希望他“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程砚秋收到信后十分激动，要知道周恩来已经有三十年没有做过入党介绍人。程砚秋在1957年12月3日回信，信中说“请放心罢，我永久忠诚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去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

　　程砚秋在1957年10月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3月突发疾病逝世，时年54岁。程砚秋逝世后，被追认为正式党员，一代大师的志愿终于实现。

　　以求是精神探索科学世界

　　古代中国科技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一骑绝尘，近代中国的大门为西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坚船利炮的背后正是科技与工业，中国人迅速意识到“赛先生”的重要性。现代科学自有一套迥异于古代科学的话语与方法，在接受现代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现代科学不仅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且可以茁壮成长，长成不输其他园地的参天大树。

　　“百位大师风采特展”为现代中国科学家独设一单元，或许观众难以说清他们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但他们的治学态度、人格风范亦是一笔能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获得启迪的宝贵财富。

　　展厅中一副写着“求是精神”的书法作品简约而不简单，这是竺可桢的手迹。1936年4月，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他任此职到1949年5月。

　　抗战期间，包括清华、北大、浙大、武大等多所高等学府，被迫迁移到西南大后方。1937年底，浙大开始西迁，在1940年落脚贵州前，不知在多少地方支起了简易的校舍，让读书声维系下去。1938年临时落脚在广西宜山时，浙大决定将“求是”列入校训中。浙大源起晚清求是书院，但这只是浙大与求是精神关系的一个面向。

　　1939年2月，竺可桢向浙大新生做了名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他认为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求是的路径，《中庸》已经揭示，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对未来要成为国家栋梁的浙大新生提出殷切的期许，“不能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以科学的精神探索宇宙，以牺牲的精神效力国家，在竺可桢看来，两者实在不能割裂开来，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浙大培育出了一批具有家国情怀的杰出科学家。

　　在“百位大师风采特展”中，观众还将见到另一位浙大校长。1979年至1982年，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担任浙大校长。在与之相关的展品中，有一副写着“从牛到爱”的书法作品。这是1933年钱玄同写给正在清华物理系念书的儿子钱三强的。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大力倡导语言文字改革。钱玄同写给属牛的儿子“从牛到爱”，希望儿子如牛一样勤奋好学，向着牛顿、爱因斯坦这样勇于改变物理学研究范式的人物前进。“从牛到爱”自此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甚至在逝世后，他的后人将这四个字刻写在了钱三强的墓碑上。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拓荒牛”。他从法国学成归来后，即投入到中国原子能事业中。那一代科学家，隐姓埋名，孜孜以求，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与科研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在此过程中，有的科学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大师的风采并不随其生命的终结而逝去，相反时间将为他们的光辉增彩，欣赏这一部厚重的大师史诗，亦是在观察中华文明对于现代化的探索，大师的成就令人钦佩，大师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动，而现在这史诗传到了我们的手中，等待我们继续书写。(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