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名垂后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许多读者也许不知，蒲松龄此书在当时获得赞誉，与王士禛的赏识关系密切。王士禛与蒲松龄都是山东人，一人在小说领域大放光芒，一人被誉为一代诗宗。其实，王士禛更是一位廉吏。他以“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为信条，将为官、为人、为学高度统一。

顺治十五年（1658年），王士禛参加该年殿试时中进士，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并于两年后到任。这个职务主要是审核州县初审案件。当时，扬州官员大操大办“琼花观迎春会”，享乐于花海之间。但王士禛发现这一活动的资金是由当地百姓分摊的，给百姓造成了不小负担，立即向上级建议取消会事。“迎春会”取消，扬州百姓称快，将他与宋代曾在扬州为官的苏东坡媲美，这是王士禛“不负民”理念的初次实践。

王士禛在地方为官颇有政声，获得“公实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的评价。康熙年间，王士禛获得重用，曾入值皇帝在宫内的秘书机构南书房，担任过经筵讲官。高居庙堂后，王士禛“不负民”的理念越来越坚定。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王士禛审理了一宗皇室案件——“克什兔案”。克什兔是“红带宗属”，也就是皇族的人，族籍由宗人府负责管理，政治、经济方面都享有特权。此人因患毒疮而生命垂危，医生张希仁帮他治愈后，他恩将仇报，私造伪契，诬陷张氏全家卖身为奴于他，到刑部甚至是宗人府去告诬状。王士禛坚持用证据说话，迫使宗人府维持刑部原判，并将此人“革职鞭责”。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王士禛担任刑部尚书，成为台阁重臣，但他毫无骄矜之气，反而更加勤谨、审慎，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比较有名的是“徐起龙案”：徐起龙的女儿被其婆母曹氏伙同恶人辛二等欺压。徐起龙与表弟侯六登曹氏之门理论，被曹等人打出，而曹还以“白昼入宅抄抢”告于官。案子到了刑部，初审司官草率结案。王士禛查明实情后，不但释徐、侯，严惩曹氏、辛二等，更是怒诘司官：“你们是畏势呢，还是循情呢，或者是已纳贿呢？竟敢如此判决诳瞒我！”

王士禛一生“不负民”，除了信念坚持，还在于他始终能清正自守，不沾公家分文，他与“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流俗绝不相关。扬州当时为南北咽喉要道，往来的达官显贵很多，可王士禛身为推官却“不名一文”，以至于诗友许天玉向他借盘缠去参加会试，他都无银可助，最后夫人张氏只好脱下腕上的玉镯来当掉，这才得以资助诗友。

在扬州为官五年后，王士禛在离开时曾写过一首诗：“可使文人有愧辞，韩欧坡老是吾师。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只饮邗江水”是他清廉的真实写照了。事实上，王士禛不光是不会“吃拿卡要”，送上门的钱，他都不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八月，王士禛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宝泉局督理钱法。过去的老规矩是，铸出钱币都须给主管官员呈上样钱，说白了就是用现金行贿。王士禛主管宝泉局后，力革此弊，从未派人去过钱局，严防染指。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王士禛被罢官返回山东老家时，“遂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做了45年官，他的行李只有数箱图书，泣泪相送的百姓却堵塞了街巷。王士禛“不负民”，“代价”是清贫，收获的是百姓的敬重和历史的肯定。(王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