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左宗棠，既有抬棺出征、捍卫边疆的雄武豪迈，也有因地制宜、务实发展的治理才能，一百五十年前，他在陕甘总督任上倡导种棉花即是一例。

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左宗棠正式接过陕甘总督关防。两年后，结合当时情形与当地实际，左宗棠在陕甘尤其是甘肃大举试种包括棉花在内的多种农作物。那时的甘肃省比现在更大，包括今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河湟区域的西宁一带，以及新疆的巴里坤和乌鲁木齐一带，地势扼要，可辐射整个中国西北部。

除了广泛动员农民种植棉花、派员到外地精选棉种推广外，官府还出资购置纺车织具，“设局教习纺织”，雇请产棉区有经验的民妇来教习织布技能，提升棉花经济价值。

左宗棠非常关注棉花推广的情况，要求陕甘两省的官员多到乡村走走看看，一有机会，左宗棠自己也作实地考察。同治十二年（1873年）棉花收获的季节，左宗棠在甘肃乡间同百姓攀谈，他们对种棉花的收入表示满意，愿意以后种棉花，左宗棠很是欣慰。

为系统推广棉花种植，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左宗棠刊行《棉书》和《种棉十要》，要求陕甘两省官员向适宜种棉区广为散发，切实讲解，以使当地百姓掌握种棉花的基本要领。《棉书》内容丰富，包括“选种、布种、分苗、灌耘、采实、拣晒、收子、轧核、弹花、擦条、纺线、挽经、布浆、上机、打油等十五项”，对种棉、收棉、纺线、织布整个流程的讲解，简明而细致，非常实用。

左宗棠还指导出台了相应的考核机制，将推广种棉的进度、实效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项目。他总结出推广种棉的要领——“专以切实两字，为课吏与课心之要”，所谓“课心”，是指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百姓从思想认识上真正懂得种植棉花的种种好处；所谓“课吏”，即指考核各级官吏推广种植棉花的情况，奖优罚劣，酬勤惩懒；“课吏”与“课心”的关键点是要切合实际。左宗棠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专门上奏折，建议对“官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种棉花）、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奖叙”，而通过“课吏”，左宗棠也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能吏”。

那么左宗棠为何提倡种棉花呢？在陕甘总督任上，左宗棠不仅设法禁止外国鸦片流入，而且深刻认识到，栽种罂粟和吸食鸦片是西北贫困之因，所以，他在辖区内严禁百姓种植罂粟。为解决陕甘地区禁种罂粟后的百姓生计问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他认为种植棉花是可行的，因为西北不少地区的土质适合种棉花。

左宗棠提倡种棉花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看到西北地区干旱，百姓生存艰难，尤其甘肃“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老弱妇女衣不蔽体”，这对来自南方的左宗棠而言，实在不可思议，既然缺少衣服穿，自己种棉植桑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所以，他决心“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以解决西北贫困群众的穿衣问题。种棉也能部分解决左宗棠面临的军需问题，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左宗棠西征成功，得益于粮饷军备的充足，他大力号召边疆百姓屯垦，种粮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种棉可以解决穿衣的问题。

当然，左宗棠是个务实之人，在种植棉花上不搞一刀切，对适合种棉的地区大力提倡，对西北那些土质不适合种棉花的地区，不作种植棉花的硬性要求，而是指导多种其他农业经济作物以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百姓生活。

同治十二年（1873年），肃州一带棉花丰收，“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收入不菲，并且种棉收棉比“罂粟剥果刮浆”要省工省力得多，更重要的是，种植棉花有利无害。

光绪六年（1880年），这时左宗棠已经营西北十多年，陕甘两省“耕垦日广，民食渐充”，更让左宗棠感到欣慰的是，西北地区的百姓穿衣问题有了明显的改观，“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

史料和实践表明，左宗棠在西北倡导种植棉花的做法一举多得，这也彰显出他务实担当的为民情怀。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之初，郑重其事地给左氏家庙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这么说的：“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知行合一才是值得推崇的。为勉励家族子弟，左宗棠还在家塾撰写了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由这些字句，可一窥左宗棠的人生抱负和思想脉络。

左宗棠受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甚深。他青年时期身历科举，中年以后决战疆场、提倡洋务、经营西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位至一品，尊为侯爵，但作为成长于农村的一位读书人，左宗棠一直不忘提倡农业。

总而言之，一百五十多年前，左宗棠在陕甘乃至西北地区，在巩固边疆的同时，大力倡导屯垦和种棉植桑，把发展农业经济、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作为一个重要工作来做，这既是时势发展的需要，也出自个人的经世情怀，二者契合，以成大计，留名青史。(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