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作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来深省。书此当坐隅，朝夕视为警。”这是北宋贤士张思叔为自己书写的《座右铭》，千百年来，为世人所推崇。

张绎(1071-1108)，字思叔，寿安东七里店(今宜阳县锦屏镇东店村)人，自幼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经常给大户人家当雇工，农闲时在小酒肆做酒保，直到20岁还没有进过学堂。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县令出行，前面鸣锣清道，左右衙役护卫，车马煊赫、荣耀非凡，心中好生羡慕，便问身边人:“普通人怎样才能飞黄腾达?”一位读书人说：“只有努力读书，通过科举考试才能登上仕途。”从此以后，张思叔开始一边做工一边发愤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再加上善于思考，学问进步很快。

张思叔喜欢写诗，他的诗表现的都是日常感悟及所思所想，虽然经常会用到一些比较浅显的语句，甚至是大白话，但整首诗却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道理。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谢显道读到张思叔的诗非常惊讶，便召他相见，一见面，果然眉宇不凡。一问情况，才知他没有进过学堂，谢显道便问：“你怎么不上学读书？”张思叔回答:“我是下贱人，怎敢奢望到学堂读书？”谢显道摇摇头：“读书人人有份，何分贵贱？我观你相貌神采，就知道是和我同道的人，你应该珍惜时间好好读书。”张思叔点头，虚心向他请教:“我应该先读什么书?”谢显道说:“先读《论语》。”张思叔拜谢而归，回来后就买了《论语》，认真研读后，又去拜见谢道显，说：“我已经把《论语》读完了，接下来该干什么？”谢道显回答：“去见程颐先生。”张思叔惶恐不已:“我是何等样人，怎敢冒昧登程先生家门？”谢显道说：“弟子向先生请教，没有高下贵贱之分，只要有志于学习，就会被留下。”

经过谢道显引见，张思叔投在程颐门下受业求学。程颐非常欣赏他的聪慧，曾言“吾晚得二士”，指的就是晚年所收的弟子张绎与尹焞。张思叔博学多思，尤善文章，在程颐教导下，很快名闻乡里。后来，当他读到《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时，心中豁然开朗，遂看淡功名利禄，专注于学问道德，并作《座右铭》以自省。据《张氏祖谱》记载，朝廷曾三次征召张思叔为官，都被他婉言谢绝。

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在新、旧两党斗争中，新党再度执政，程颐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绵阳市）一带，交地方官管制起来。元符元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程颐才得以重返河南，但依然背负着奸党的骂名。昔日弟子为避政治嫌疑，大多不敢前来接近。只有张绎和尹焞跟在他身边，请教学问并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程颐在贬官涪陵时写成的《易传》，搁在身边七八年了，一直没有对外流传，临死前才将《易传》传给张思叔和尹焞，可见对他俩的信任。

1107年，程颐患病去世，洛阳地区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前来送葬，张绎却凛然不惧，亲自撰写《祭程伊川文》，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和追思，他还组织尹焞、范域、孟厚等弟子为先生守灵送葬。

程颐安葬后，张绎、尹焞承其遗训，在洛阳聚徒讲学，专心著述。期间，张思叔整理了二程的著作，并创作《明德录》。1108年，张思叔去世，年仅37岁，卒赠翰林学士，因其人品高洁、学识渊博，地方政府将其供入乡贤祠。

张思叔的《座右铭》通俗易懂、可遵可学，旧时流传甚广，名门大户常将之制成牌匾悬于中堂，或刻于照壁，作为家风家训，告诫子弟。明代刘敏宽少年时曾读《座右铭》，感叹再三，非常仰慕张思叔的为人，遗憾生不同时。后来，他到宜阳做县令，得知“锦屏山麓文笔峰下有旧祠，世传为张思叔读书处”，便“捐俸饬材”，修建张思叔祠。

明代宜阳县令李日强在《宜阳儒学题名记》中，要求青年士子效法“子房之节义，思叔之学问”。明代南京刑部侍郎王正国《新修宜阳学碑记》中写道：“遇则建子房之事功，不遇则修思叔之道德。”既对学子提出殷切期望，也表达了对先贤的崇敬之情。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山西王家大院十六世祖王廷璋创建王家大院五堡之一“和义堡”时借用张思叔《座右铭》立下家规家训，教育后世子孙注意一言一行，律己修身。云南大理弘圣寺内至今还矗立着张思叔《座右铭》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