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陕西省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东北郊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后被命名为“何尊”。1975年，考古学家发现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何尊铸造于周成王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距今已有三千余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国”两字。

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大意是说，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王都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已经在中国安家（建都）了，统治民众。显然，“中国”就是指周武王的王都。

为什么周武王的王都可以称为“中国”呢？这还得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说起。

“中国”的由来

5800年前，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出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今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形成都邑性遗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形成其他中心性遗址。距今5100年至4300年前，一些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朝建立后，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

这些都邑和聚邑，被称为“国”（國）。“國”是一个象形字，中间的“口”代表人、人群，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由于这片土地是这群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必须有人拿戈守卫。为了安全起见，周围还要建一圈墙——外面的一个大“囗”。何尊中那个“國”字的写法还没有外面这个大“囗”。这样的国当时已有很多，所以有了“万国”的说法。“万”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一个形容词，万国形容国之多。相传大禹在涂山（一般认为在今安徽蚌埠禹会区淮河东岸）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到夏朝，尽管国的数量仍不可能达到万，但肯定比大禹时代有所增加。

商朝的统治范围和影响所及比夏朝更大，国的数量应该更多。随着国家形态的形成和强化，以及行政中心功能的完善，商王的驻地由不断迁移转变为长期稳定，成为最大、最重要的国。盘庚迁殷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一直在殷（今河南安阳殷都区）。殷虽然也是“万国”之一，但其地位与重要性已远在其他国之上，因而被称为“中国”。“中”本来是商人制作的一面特殊的大旗的名称，用作召集部众。每次召集时，部众都会围绕聚集在这面大旗“中”的周围，时间久了，“中”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含义。中国，就是万国的中心、中央，万国中最重要的一个国，也就是何尊铭文中的“大邑商”。所以周武王在攻克商朝的首都“大邑商”后，可以向上天报告，“余其宅兹中国”。不言而喻，到了周朝，周朝的首都——原来的宗周和新建的成周——就是中国，其地位高于万国，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直到东周初，中国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都”。

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强大的诸侯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相互争夺兼并，对因灾祸而亡的小国不再兴灭继绝，而是直接吞并。春秋时有名有氏的国还有一千多个，到了战国时已经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个附庸小国。周天子的实际地位已经降到了与附庸小国相当的程度，他的首都已不如七国中稍大一点的都城。七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比他拥有更大面积的土地、更强的实力。“中国”早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国，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都已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作中国。中国还被称为“赤县神州”或“神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实现统一，他的首都咸阳当然稳居中国的地位，而六国的首都和疆域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各自的“中国”概念也得以延续，所以整个秦始皇的统治区都成了中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琅玡台刻石中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这一广阔的疆域都成了中国。

但秦朝的存在时间太短，这个“中国”概念尚未普及，在西汉前期还与传统、狭义的“中国”概念并存。狭义的“中国”相当于中原地区，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中国人民”即指中原的居民。一方面，“中国”就是汉朝的代名词，尤其是对外而言，如在汉宣帝议定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朝见仪式时，萧望之提出的原则是“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另一方面，在汉朝内部，“中国”的定义还不一致，如边疆新设置郡县的地区，当地民众已经认同中国，但此前已经设置郡县内的民众还不将这些地方当作中国。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部族聚居区，也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

此后建立的中原王朝，自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无不以中国自称，无不以中国为本朝国号的代名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皇帝如何易姓，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从未间断。在分裂时期，分裂的双方和各方，只要有统一的愿望，或者为了取得合法性，都会以中国自居，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但当统一恢复，双方或多方都成了下一朝修正史的对象，即都被承认为中国。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统治了华夏，或者入主中原，或者统一全国，都必定会以中国自居，如西晋、十六国时期匈奴建的汉、前赵、夏、北凉，巴氐建的成汉，羯人建的后赵，慕容鲜卑建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氐人建的前秦、西凉，羌人建的后秦，乞伏鲜卑建的西秦，秃发鲜卑建的南凉；南北朝期间拓跋鲜卑建的北魏、东魏、西魏；以及后来的南诏，大长和，大理，渤海，契丹建的辽朝，党项建的西夏，女真建的金朝。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多数场合即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作为国号和国名的概念和涵义延续至今。

中华民族的形成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发展成为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的大家庭。

五千多年前散居各地的部落，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结成部落联盟，以迁移来规避和抵御天灾人祸。经过无数次的试错，其中一支较大的部落联盟迁入当时最适宜的生存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在夏朝数百年的聚居，形成了部族集合体——夏人。由于聚居区域还比较分散，部族间的交往也不可能频繁，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合为一个种族，因而被称为诸夏。

商人来自诸夏聚居区之外，尽管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夏人，并建立了商朝，但始终无法改变诸夏在人口数量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在商朝期间，尽管主流文化已经是夏、商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人口的主体仍为夏人。商被灭后，残余的商人被强制迁移和监控，散处的商人成了诸夏的一部分。

周人虽是灭商的主力，但直到周朝建立，周人在总人口中还居少数。周朝分封的范围几乎都是诸夏的聚居区，被封的诸侯与他们的宗族、部属、军士、仆从在封邑也往往居少数。因而除了在关中周人的旧地，占人口大部分的诸侯国的民众仍为诸夏，仍以诸夏自居。到周平王东迁时，经过近三百年的融合，江淮以北诸侯国范围内的民众都已成了诸夏、夏人。

华，本义是花，引申为美丽、典雅、高尚，由赞扬夏人服饰之“华”扩展为形容夏人之“华”。诸夏、夏人乐于接受，并逐渐以此自称“华夏”。以后，华夏亦被简称为“夏”或“华”。华夏以外的部族还有很多，到东周时，被泛称为胡、戎、狄、夷、蛮等，并根据分布区域、方位、特征被细化为林胡、山戎、北戎、伊洛之戎、赤狄、长狄、东夷、淮夷等，或者还保留各自的名称，如彭戏氏、白翟、楼烦、屠何、东莱等。随着华夏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区的扩展，一部分非华夏部族由牧业、狩猎或采集转化为农耕，并与华夏融合，一部分迁往北方。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长城之内的黄河流域，基本上已没有聚居的非华夏部族。

秦汉期间，华夏人口从中原迁入河套地区、阴山南麓、长江两岸、巴蜀、岭南、辽东、朝鲜。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后期、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乱至宋元之际，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华夏人口遍布于南方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南方的三苗、百越（如山越、瓯越、闽越、于越、骆越等）、巴、氐、蛮、滇、僰、爨、僚、俚、僮等，大部分逐渐融入华夏，一部分退居山区或边僻地区，形成或组合为不同的少数民族。

魏晋南北朝期间，面对大量迁入的非华夏族群和已经认同华夏的非华夏人口，华夏的主体更强调自己属于“中国”的华夏，即“中华”。以后，中华与华夏并称，“华”成为中华与华夏的简称，也可以是中国的简称。

在不同的朝代，特别是历年长久的统一王朝，该朝疆域内的华夏和非华夏人口，均可以国号冠名相称，如汉（大汉）人、唐（大唐）人、明（大明）人、清（大清）人，并会在朝代以后长期沿用，如汉以后至南北朝都有“汉人”之称，此后往往以“汉”称华夏，以区别于“胡”。在清朝，内地十八省纳入编户的人口都称为汉人，以“满汉”象征全国人民。而“唐人”之称一直用至近代，尤其是在海外华人中。

清朝末年筹办宪政，提出“五族”的概念，即满、汉、蒙、藏、回。中华民国建立时，定五色旗为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共有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和发展。

五千多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众多的文明雏形，考古学家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呈现多元格局，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这绝不是偶然的。

据竺可桢等人的研究，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摄氏度左右，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充沛，是东亚大陆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不仅生活、生产用水能够得到保障，而且大多数地方的农作物不需要人工灌溉。而长江流域的气候过于湿热、降水过多，蒙古高原和东北的气候寒冷、干燥，都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雏形的成长。

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大多属稀树草原地貌。在只有石器或简单木制农具的情况下，这种土地上面的植被容易清除，便于开垦成农田，进行耕种。其他地方如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铁制工具产生和普及之前很难有效清除，黏性板结或砂石过多的土壤也无法得到开垦。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土地面积大，是当时北半球最大的宜农地，比西亚、北非的肥沃新月带的总面积还大。尤其是在小麦被引种后，可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促使阶层分化和统治者、贵族、士人、军队、祭祀人员、巫师、史官（由巫师分化）、工匠等专业人员规模的扩大，也较快地增加了人口和劳动力。统治者控制了较多粮食，促成了“公天下”的禅让制度向“家天下”的世袭制的转化。到西汉末年，在6000余万总人口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占60%以上。

连成一片、中间没有完全封闭的地理障碍的土地，便于大面积开垦和耕作，便于新作物如小麦的推广，便于统治者、管理者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扩散、迁徙和重新定居。在没有机械或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这一区域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交流比较方便，活动半径容易扩大，交往的次数趋于频繁，会在较大范围内形成通用的表达方式，密切人际关系。由于人员和物资流动成本较低，强大的部落在联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围较大，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最终发展为酋邦或早期国家，由诸夏建成夏朝。这样的环境也使地域性的神灵逐渐被大范围、普遍性的神所取代，进而形成统一的最高神——天，天下也成为已知和未知的地域范围的代名词。天和天下的概念进而催生出大一统的观念，之后的统一就是以这片土地为基础，并且不断扩大。

战国时，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一些诸侯国开始在新扩展的疆域内设置行政机构，划定行政区域。一些士人已经在规划统一后的蓝图——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州并确定九州的名称。为了使自己的规划能为未来的君主所采用，他们将这个宏伟的方案托名于大禹，记录于《尚书·禹贡》，九州因而又被称为“禹贡九州”。尽管九州从未成为事实，但从此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而“州”也被采用为行政区域或监察区域的通名，沿用至今。九州的具体名称也一直被行政区域所采用，今天还是一些政区的专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普遍推行郡县制度，由中央集权对全国实行分层级、分区域的统一行政管理。清朝又在牧业地区和边疆地区建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区域，政区制度最终覆盖全部疆域。两千多年来，尽管具体的层级和区域有所不同，但与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的政区制度一直没有实质性变化。

春秋战国时的黄河流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他曾周游列国，晚年回到曲阜，致力于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学，他的众多学生主要来自鲁、卫、齐、宋等国，他的主要传承人曾子、孟子等也都生活在这一带，齐鲁地区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战国时百家争鸣，几种主要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地区也集中在黄河流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杨朱、宋钘、尹文、田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慎到、商鞅、韩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黄河流域的范围。

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政治中心，其影响远及亚洲腹地。黄河下游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最主要的农业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黄河流域的优势地位由于政治中心的存在而进一步加强。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各类知识分子、各种书籍、各个学派、私家教授、官方选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绝大多数跨黄河流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实际状况。

从公元589年隋朝统一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又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隋唐先后在长安和洛阳建都，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唐朝的开疆拓土和富裕强盛还使长安的影响远及西亚、朝鲜、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

随着气候逐渐变冷，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寒冷、干燥，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强烈的冲刷和下蚀造成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并因大量人口迁入产生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使这条原来被称为“河”或“大河”的河在春秋时已有了“浊河”的称号，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西汉初就有了“黄河”的名称。在晋陕峡谷中汹涌奔流的河水挟带着巨量泥沙，在进入开阔平缓的下游河道时沉积下来，使河床不断淤高，成为高于两岸地表的“悬河”。直到20世纪末，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还有16亿吨，其中4亿吨就沉积在下游河道。在河南开封一带，河床高出两岸地表8至10米，而最高河段的河床高出两岸地表20米。这高悬于地表上面的黄河水靠两道堤坝约束，在水位突破堤坝平面或堤坝出现泄漏垮塌时就会造成决溢泛滥。由于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以东没有山岭阻隔，决溢泛滥极易引起河水改道。在世界大河中，黄河在历史上改道最频繁，幅度最大，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最南可夺淮河入海，甚至流入长江。每次决溢改道都会造成当地民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还会毁坏农田、淤塞湖沼、形成流沙，给环境留下难以消除的危害。

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政治中心所在，无论是内部叛乱，还是外部入侵，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军阀混战，凡是要夺取政权，建立新朝，入主中原，都必然以中原为主要战场，以首都为最终夺取目标。在战乱中，争斗各方往往置黄河的工程维护和抗灾救灾于不顾，甚至以水代兵，人为造成决溢改道，如北宋末年杜充曾试图决黄河阻挡金兵，造成首次黄河改道夺淮。

中原的战乱驱使本地人口外迁。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中原政权在无法生存时也选择南迁，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口外迁使黄河流域受到毁灭性破坏。如元朝时，黄河流域的人口损失巨大，长期无法恢复。

黄河流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到宋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明清时南方的文化水平，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全面超过北方。政治中心虽然还留在黄河流域，但为保证首都和边防的粮食供应，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付出巨大代价。

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成为宜居的乐土。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开垦，环境得到改善，水利设施得以建设和维护。大量南迁人口不仅补充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制度、技术、工具、器物，还包括一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在长江流域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景观中，创造出大量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西周时的长江下游，当地人“被发文身”。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在中原人的眼中，“江南（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的长江以南）卑湿，丈夫早夭”，是“饭稻羹鱼”的落后生活方式。但随着一次次人口南迁，华夏文明在南方传播扩大，4世纪中叶王羲之在今绍兴创作并书写了《兰亭序》；5世纪初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6世纪初产生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9世纪前期流传着白居易的“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唐末的韦庄更演绎为“人人尽说江南好”；至迟在12世纪形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

一万年前就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在有利的气候、充足的劳力条件下逐渐形成自江淮至岭南和海南岛的稻作农业区，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唐朝后期，首都长安已完全仰赖江淮漕运。北宋时开封的供应几乎全部来自江南。北宋末年有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明朝中期它被“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说明长江中游已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而长江下游已成为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明清时，“松江（指松江府，大致即除崇明岛外的今上海市辖境）衣被天下”。明朝“苏松赋税甲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赋税收入成为朝廷重要的经济支撑。从南宋到明代，江西一直是全国的文化重镇。明清的江浙被称为人文渊薮，科举之盛甲于天下，苏州状元更居榜首。

因为有了长江，中华文明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自黄河流域开始衰落，长江流域即补充替代之。随着长江流域的兴起，中华文明顿开新篇，浩荡蓬勃，一往无前。

淮河、秦岭、白龙江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以此划分北方、南方。由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开发和发展上的时间差异和程度上的差异，这条分界线正好与人文地理的分界线即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的分界线一致。中国历来表现为南北差异，唐以前北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优势，人口占总数的大部分。但唐以后，南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渐占优势，人口也占了总数的大部分。

这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缔造历史的大舞台。

这就是中国，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家园。

这就是中国，我们美丽、光荣、伟大的祖国。

（作者：葛剑雄，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本文完整版收录于《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