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王维传》云：“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疾。禄山素怜之，遣人迎至洛阳，拘于普施寺。”王维在安史之乱中逃避不及，被迫出任叛军伪职，这一经历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

对于王维的遭遇，杜甫《奉赠王中允维》云：“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认为唐肃宗复用王维，与当年梁元帝任用奔窜江陵的庾信类似，而与替袁绍草檄讨曹操后又加入曹营的陈琳有别。与杜甫不同，朱熹则径斥王维其人“不足言”，并由此论及其诗“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楚辞后语》卷四）。杜甫和朱熹代表着两类典型的评价意见，而王维个人则把两类意见结合，面对朱熹式的指责，作杜甫式的辩白。在王维诗文中，这种一边设想可能的指责一边进行的自我辩白是饶有意味、颇具王氏特色的，但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

凯茜·卡鲁斯（Cathy Caruth）指出，所谓创伤记忆，“是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陷贼、禄山迫以伪署、被收系狱中，这些创伤记忆也在王维诗文中反复出现。如《与魏居士书》云：“偷禄苟活，诚罪人也。”《责躬荐弟表》云：“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作为传统的士大夫，王维十分重视忠诚与名节，其《重酬苑郎中》云：“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草木岂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但君臣大义所负愈重，王维也愈不堪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创伤记忆之煎熬，最后竟至于舍家归佛、归隐，其《叹白发》云“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请施庄为寺表》云“臣至庸朽，得备周行，无以谢生，将何答施”“惟佛之力可凭，施寺之心转切”。不过，细读王维诗文也会发现，他在直接涉及自己的诗文中，对创伤事件往往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且只表示戴罪有愧，不作或少作辩白，至多如《谢除太子中允表》云：“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跼天内省，无地自容。”只有在《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等诗文中，由于这些为之作文的友人与自己有相似相近的遭遇，王维才充分显示出表现创伤记忆的特色。

为了更好地显示这一特色，还有必要从王维创作的一个习见现象谈起。王维《山中寄诸弟妹》云：“山中多法侣，禅颂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对面写起：前一首是“身在山中，却从山外人眼中想出，妙悟绝伦”，后一首则“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凄凉”（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五）。再如《欹湖》诗云：“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黄昏送客，反以湖舟客人的眼光回看岸上。在这些诗中，王维从他人处着笔，设想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而在《登裴迪秀才小台作》一诗里，王维则化身另一个自我，从他处来看自己：“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遥知远林际，不见此檐间。好客多乘月，应门莫上关。”沈德潜指出：“转从远林望小台，思路曲折。远林，己之家中也。”（《唐诗别裁》卷九）这种从对面写起的构思与笔法，实际上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此处与彼处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在这一定的距离之外远远、静静地仔细端详和打量，造成彼此之间既离又合、似合又离的特殊效果。与从对面写起十分类似，王维诗中还每每出现从一定距离之外回看、遥看的场景。如王维依据陶渊明《桃花源记》改写的诗作《桃源行》，中有句云：“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似乎唯有在遥望之下，才可以更好地感受和领略桃花源的世外气象。王维也很喜欢以这种回看、遥望的方式来为诗作结，如《观猎》云：“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南垞》云：“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送友人南归》云：“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此外，或许是因为王维这种从对面、从一定距离之外写起的“作法”太习见了，以至于一些评论家和读者也深受濡染，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也要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和阅读王维的诗。如陈贻焮先生《王维诗选》选录了《过感化寺昙兴上人院》一诗：“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头。催客闻山响，归房逐水流。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陈先生特别提醒说王维的作法很别致：“本是作者过山寺访人，却转从被访者方面落墨。”其实，除开头两句较为明显外，也不一定通篇都得解释为被访问的上人的视角，但细味之下，陈先生的解释别具韵味，王维诗的一个特点被进一步放大和突出了。

最后，王维诗的这个特点，在他为陷贼和出任伪职的经历所深深痛苦的晚年，也在其有关创伤记忆的诗文里被延续下来，得到另一番巧妙运用。也就是说，王维以这种从对面、从一定距离之外静观和书写的“作法”，不仅像在《与魏居士书》等作品里那样只表示有罪有愧，还试图替他人——更替自己，作必要的辩白。如《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王维代被朝廷任命为刺史的薛姓友人作谢表，表文先摆出友人的书生、文吏出身，奉法守文有余，折冲御敌不足，所以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只能在城破陷敌之后，被“戟枝叉头，刀环筑口，身关木索，缚就虎狼”。除了与薛姓友人曾担任陕州地方官的经历稍有不同以外，人们一眼可知所写的一切其实也都是王维的亲身经历。同时正因为写的是友人，王维也大胆、直率地写到当日被刀枪相逼、“偷生厕溷”的屈辱遭遇。这是他在单纯写自己的诗文里所刻意省略的。这种从“对面”迂回而来的自陈与自辩，在另一篇《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里犹有过之。王维在“序”里将慷慨赴死的“烈士之勇”、自杀成仁的“智士之勇”，与在灾难、凌辱面前“弃身为饵，俯首入橐，伪就以乱其谋，佯愚以折其僭”的“仁者之勇”相区别——“仁者之勇”虽没有前两者那样舍生忘死，但暂时忍辱事敌，恰是为了以后伺机报主。而在碑文里，王维所陈的遭遇更加惊心动魄：“将逃者已落彀中，谢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罗网，遥施陷阱，举足便跌，奋飞即挂。智不能自谋，勇无所致力。”复云：“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这些文字写尽友人在恶劣环境及严密防卫之下多日不吃不喝的非人处境，同时也将为他人及自己的辩护巧妙寓于铺陈描叙之中。“君子”数句，陈铁民先生注云：“皆维自谓……斌陷贼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维为贼所得在天宝十五载六月长安沦陷后，二事相距半年。”“斌”即这篇碑铭的主人韦斌，陈先生将这几句写韦斌的文字径等于是王维“自谓”，殊为有见，倘能与王维一贯的从对面、从一定距离之外写起的“作法”联系起来理解，当更见其间微妙。

卡鲁斯说创伤记忆会通过幻觉等方式反复出现，在王维的诗文里，创伤记忆的确反复出现，但不是通过幻觉的方式。在直接与己相关的诗文里，王维只悔罪不辩白，在为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他人所写的表、碑等作品里，他不仅悔罪，而且在对他人当年残酷遭遇的展现中，巧妙为自己辩白。王维年轻时即作有《观别者》诗：“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邻。”详写所见依依惜别的场景，但结尾联系自身云：“余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王维习惯从对面、从一定的距离之外写起，这或许不仅是“作法”问题，还表现了王维观察世界与人生的立场和态度。近年来，在文史哲及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对所谓“创伤记忆”的研究似成一时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如王维的诗文亦可提供类似的微妙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