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以立身 大以匡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3-08-02

一部汇集春秋至宋元309位清官廉吏的传记

宋代学者费枢编写了《廉吏传》,这是一部专门记述清官廉吏的传记。他从典籍中选取历代为官清正、有功于社稷、施仁政于百姓者112人整理而成,上起春秋,下至唐末。晚明学者黄汝亨从友人处得到费枢的著作后,对其进行了大幅扩充,对原书叙事太简略的地方进行了补充,增写五代之前廉吏133人、宋元廉吏64人,共为309人立传。今有现代学者张仲裁整理与译注的本子,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方便使用。

《廉吏传》展示出来的宋、明士人对廉吏的论述和评议今天看来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了解我国古代士人廉洁观、廉政观的重要窗口。

我们常说读书要知人论世,那么《廉吏传》的两位作者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先看费枢。关于他的经历,我们所知甚少,他的字为伯枢,成都府广都县(今成都双流)人,北宋徽宗宣和年间进士,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以左朝散郎身份任职归州(今湖北秭归),之后又在黎州(今四川汉源)任知州。

费枢在宋徽宗末年完成了《廉吏传》,北宋末期,内忧外患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感受到苍生之苦的费枢,作《廉吏传》以宣扬正道,砥砺士风。

黄汝亨的经历与费枢相近。关于黄汝亨,我们知道得更多些。他的字为贞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翌年,任进贤知县,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万历四十六年(1618)致仕,结庐杭州南屏山,天启六年(1626)辞世。从生平看,他主要活动于万历一朝,万历后期朝政荒废,士风颓败,前往各地征税的宦官,对百姓敲诈勒索,百姓不堪其扰。

黄汝亨是当时有名的经师,以对儒家经典的精深理解和对时文写作的熟稔,吸引了许多年轻士子。廉洁自持、崇儒重道的黄汝亨,自然期望补敝起废,虽力有不逮,也要勉力为之。这也是黄汝亨从友人处得到费枢《廉吏传》手抄本后欣喜不已,苦心孤诣力加补修的原因所在。

编写《廉吏传》一书的主要目的是砥砺士风

廉和贪,势如水火,绝不相容。《晏子春秋》说:“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将廉视作政治清明的根本,而与廉相反的贪则于国于民都有大害。《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费枢继承了前人的廉洁观、廉政观,在《廉吏传》中热烈歌颂“上以节俭化臣下,下以行义励风俗”的官风。

黄汝亨为《廉吏传》撰写了一篇序,认为廉是极可贵的品质。他说“士捐廉鲜耻,苟且富贵而能立身,天地者未之尝闻”,“惟澡身履洁,而后可以入磨涅,完坚白,小以立身,大以匡世,故廉贵焉”。寡廉鲜耻或可富贵,却不是立身之正道,当以廉洁立身,如此才能经受人生中的各种考验,才能匡扶社稷、兼济天下。黄汝亨说编写《廉吏传》一书,就是要“扬清风,惩败类”,推崇“砥行于礼义廉耻,而栖志于淡泊凝静”之人。

黄汝亨在编写《廉吏传》时,将廉吏分为上、中、下三等。这种做法其来有自。明朝思想家薛瑄倡导道不坐论、德不空谈,在《从政录》中将廉分为“见理明而不妄取者”,“尚名节而不苟取者”,“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的自廉、他廉和被廉三个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

薛瑄对廉不一概而论,而是加以区分,这种做法很有启发意义。黄汝亨对廉吏的划分,严格依据儒家价值观,参照了孔子“中行”“狂”“狷”三等品士的做法。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朱熹对此解释颇为精当:“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

黄汝亨认为“洁己匡时,体用双擅”者为上等,即自身廉洁又能匡扶时世,品行高贵又有出色才能;“义不苟禄,仁不遗亲”者次之,即讲求道义而不贪恋禄位,心怀仁德而不遗忘亲人;“侧身修行,踽踽官下”者又次之,即虽不能开物成务,但是光明磊落、谨慎修行、清苦为官,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

在黄汝亨看来,“廉不同种,各有分予;不同略,各有建树;又不同量,各有广狭”。廉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要以此为基础,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无疑寄托了其鼓舞士气、振兴士风之愿,有利于让有用于天下国家的信念成为世人心之所向、行之所倚。

将忠义灌注笔端,不谀不隐、娓娓道来

《廉吏传》中收录的人物,既有今天读者比较熟悉的春秋时期的晏婴、东汉的杨震、三国的诸葛亮、西晋的羊祜、宋朝的范仲淹和包拯、元朝的耶律楚材等人,也有一些不太为今天读者所熟知的人物。为诸多令名不彰、功名不显的人物立传,让他们走入读者的视野是《廉吏传》的一大贡献。

《廉吏传》的第一位传主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季孙行父,他是鲁国正卿,谥号文子。按照黄汝亨的评定,为廉吏中的上等。这篇传记讲了季文子三件事。

第一件事,莒国太子仆携宝玉逃到了鲁国,将宝玉献给了鲁宣公,鲁宣公赏赐给他城邑,而季文子却命人将其驱逐出境。鲁宣公问为何要这么做,季文子说此人是弑父的盗贼,他带来的宝玉是赃物,怎可窝藏赃物。

第二件事,季文子为鲁国正卿,“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生活清简,一个叫仲孙佗的人劝说,这样做会让外人觉得他是个吝啬的人,而且他身居高位,如此于国家来说未必光彩。季文子却认为鲁国百姓中还有人穿不好、吃不饱,“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

第三件事,季文子去世,鲁襄公监临其入殓仪式,发现季文子家“无藏金玉,无重器备”,他辅佐了鲁国三代国君,竟无个人积蓄,去私而公忠,令人称道。

《廉吏传》中各传篇幅都不长,将传主的故事讲完后,还有一些评点。费枢的评点文字较长,比如对季文子的评点,上溯到周文王,因为鲁国与周文王关系密切,周文王“自奉以厚民”,季文子继承了这一良好的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费枢的评点给予“议论去取,犹可谓不谀不隐者矣”的评价。

黄汝亨将费枢每篇传记后的百余字评论删去,代之以寥寥数语,如评价季文子只有“相三君无私积”6字;评价晏婴仅“节俭力行,重于齐,以其君显,不受邑”14字;评价范仲淹也只有“文正先忧济世,其本色也,至今义庄义仓皆祖之”19字,惜墨如金,言简意赅,态度之审慎更胜于前。

对于金钱的态度,向来是评断廉吏的重要标准。东汉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黄汝亨在《廉吏传》中讲了元朝官员曹鉴退金的故事,曹鉴在任湖广行省员外时,有一个叫顾渊伯的旧部下,送给了他一函朱砂,朱砂可以用来制药,曹鉴只当顾渊伯是关心自己,就收下了这函朱砂。几年后,曹鉴要用朱砂来制药,惊讶地发现朱砂函中竟藏了一锭金子,曹鉴懊悔地说:“渊伯非知我者。”曹鉴要将这锭金子还给顾渊伯,但顾渊伯已经辞世,他找到顾渊伯之子,将金子还给了他。曹鉴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仍然租房子住。黄汝亨对其评价“父没还子,此为至行”。

古往今来,对于廉的理解,都不是仅限于不贪财物这一个方面。《周礼》曾提出了“六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吏是仁慈和善的,是既追求独善其身也追求兼善天下的,朝向止于至善的境界不断努力。

(徐春燕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